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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贴:     • 他说民国最该杀这两人 他被誉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(5279字, 点击: 104) 2蔡平 2021-06-02 20:23:17


对他的评价中西不同,他被赋予了诸多传奇色彩,他学贯中西大器早成懂得9国语言,他拿到多个博士学位,他翻译的儒学经典传至西方,他被西方人称为东方圣哲,他说自己是民国最后一个大儒,他被圣雄甘地誉为“最尊贵的中国人”,他——就是站在东西方之间的民国大儒辜鸿铭。

关于民国, 即便对于70年来统一思想灌输下的中国人,也会艳羡的慨叹:民国,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,民国之后再无大师。时至今日说起文化大师,大家记忆中依然是民国时期的陈寅恪、王国维、林语堂、钱锺书、沈从文等。

前些年民国风回潮,人们才开始发现并懵懂理解了,那个被中国人长期漫画式嘲笑的人物——辜鸿铭,他的忧国忧民及前瞻性的睿智见解,竟然早了国人100年。至此,对辜鸿铭的认知在国人心目中也逐渐完整清晰起来。

辜鸿铭(约1917年照片,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藏)
辜鸿铭(约1917年照片,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藏)
一、博闻强识的辜鸿铭
辜鸿铭,字汤生,祖籍福建,祖辈早年迁居南洋。1857年7月18日,辜鸿铭出生于英属南洋槟榔屿(今马来西亚槟城)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,父亲辜紫云为此橡胶园总管,母亲是金发碧眼的西人。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爱早慧的辜鸿铭,收为义子,自幼就培养他阅读熟背莎士比亚、歌德、培根、弥尔顿等人的戏剧、作品,十岁时带他返回英国学习。临行前父亲告诫他:“不论你走到哪里,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、德国人,还是法国人,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。”从此,开启了辜鸿铭14年的西学之路。


他就读过多所学院,取得过各种学位,但他喜欢提及的仅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。张之洞幕僚赵凤昌在传记中曾提到:辜鸿铭不屑提及自己的学位及掌握外语情况。

1880年,24岁的辜鸿铭学成回到家乡。一年后他偶遇清政府官员马建忠,交谈中深感中国文化之博大,引发心中情感共鸣,随即辞职,从一本《康熙字典》学起,攻读中国文化,开始了以英文写作方式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。

在西方文化界,辜鸿铭是高山仰止的圣人,他们来到中国拜见辜鸿铭。在国人崇洋的年代,这些西方文化名人却赶往北京椿树胡同(今柏树胡同),去拜访被国内主流文人嘲讽冷遇的辜鸿铭。

他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讲孔学,跟托尔斯泰书信交流世界文化的出路,英国作家毛姆、印度诗人泰戈尔、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等也都曾拜访过辜鸿铭,俄国皇储来华,赠他镂皇冠金表。在西方社会流传有一句话:“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,不可不看辜鸿铭。”

辜鸿铭与外国友人(1920年照片)
辜鸿铭与外国友人(1920年照片)
他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六国饭店售票演讲,开中国演讲售票的先例。在当时京剧名角梅兰芳最高票价一元二角,辜鸿铭的演讲票价却是2元,还场场爆满。

即便辜鸿铭辞世6年后的1934年,嘲讽他的文章也不得不承认“辜鸿铭活着时就已成了传奇,如今,他死了,更有成为神话之虞”。

他担任张之洞幕僚20多年,张之洞赞“辜先生经纶满腹,的是杰出之才”。孙中山曾评价说,近代中国有“三个半”精通英文者,其一是辜鸿铭,其二是伍朝枢,其三是陈友仁。美国著名学者艾恺说:“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,与泰戈尔、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,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。在那时代,辜氏极受欢迎,他的书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所必读,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。西方多位哲学家引用其书为重要权威;西方客人竞相走访,敬聆教诲。”

1916年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游学归来时,才知辜鸿铭在西方社会盛名远扬。在他执掌北大后即聘请辜鸿铭为北大文学教授,主讲英国文学和拉丁文。在40年后,当林语堂也来到莱比锡大学时,辜鸿铭的著作已经是学校必读书,在今天,也还是西方一些大学的汉学课程之一。

杏坡居士的《近代名人轶事录》中讲到,辜鸿铭说自己:“吾生在南洋,学在西洋,婚在东洋,仕在北洋,乃东南西北人也。”

二、学贯中西 传播儒家经典
辜鸿铭翻译了儒家经典《论语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等,并发表于西方主流刊物上。

在大师们皆摒弃国学而醉心于西学之时,辜鸿铭却是一位逆行者,他成功的向西方传播着中国古老的儒家文化。具有深厚西学功底的辜鸿铭,在研习国学后,他看到儒学的传统理念,可以拯救这个时期各国于交困倾轧中。


辜鸿铭在其《论语》译序中道:“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,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话,作为注释。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,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。”学贯中西的辜鸿铭,自如的引述莎翁、歌德、卡莱尔等西方名家言论来注解儒家经典,使得西方人能很好的理解中国文化。他的著作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多次再版。

他看到国人对西方人惟命是从,而对待自己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却缺少尊重和正解。这种崇洋之风,令他愤怒之余更多的是忧虑,同时也更坚定了他传播中国文化的信念。

辜鸿铭书中华文化之精义(网络图片)
辜鸿铭书中华文化之精义(网络图片)
三、他说民国最该杀两个人
对于1915年至1920年间,胡适、陈独秀等搞的所谓“新文化运动”的“反传统、反孔教、反文言”,以及他们在《新青年》中提出的“用白话代替古文的革命”,辜鸿铭于1919年8月,在《密勒氏远东评论》上发表文章,写道:“初回国的欧美留学生,竟将世界古老文化在一夜之间摧毁破坏……”他说古文惟其载“道”乃属典雅之语,改革者们教人们沦为伦理之侏儒的文学始为“死文学”。他说:“最通俗的语言并不一定是最好的,正如莎士比亚作品的英文比现在流行的英语更为华美一样,而中国经典也是比市井白话要典雅、华丽的。”

1919年“五四运动”爆发,面对崇尚西化、宣扬进化论、视孔孟之道为迂腐、视忠义仁孝愚蠢的学生们的激进,辜鸿铭在英文报纸《北华正报》发表文章指出北大学生是野蛮人是暴徒,招致他们更多的攻击。随后辜鸿铭离开北大。

他忧心于“新文化运动”的主流学者“有识之士”们对传统文化的摧毁,将使国家、国人走向更深重的灾难困苦中。

1936年《国闻周报》中刊登的《凌霄一士随笔》一文中讲到:在一次宴席上,辜鸿铭说“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”,旁人问哪二人,他说就是严复和林纾。严复听后置若罔闻,林纾则当场质问。辜鸿铭愤慨拍案道:“自严复译出《天演论》,国人只知物竞天择,而不知有公理,于是兵连祸结。自从林纾译出《茶花女遗事》,萃萃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,而不知有礼义,于是人欲横流。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、林又是谁?”听者无从质辩。

严复和林纾与辜鸿铭同为福建人,同样翻译大量作品,民国时期,被称为“福建三杰”。然而不同的是,严复和林纾极力推崇西洋文化、输入西学,是西学东渐;辜鸿铭是输出中国文化东学西渐。

在西方被信神人士视为“魔王的圣经”的达尔文《物种起源》,严复却视如宝藏,他认为“以夷制夷”不仅仅是要学洋人造坚船利炮,还要学西方的思想。1898年,他翻译发表了《天演论》推行达尔文的进化论。林纾,虽不会外文却译述了《茶花女》等众多外国小说。这些对于正处于风雨飘摇、经历天翻地覆变革、在尝试寻找出路的中国人,无异于引鸩止渴的一剂麻药,以问题解决问题,也必将带来更长久的问题、麻烦,以致灾难。

左:严复;右:林纾(图片:维基)
左:严复;右:林纾(图片:维基)
当时,受严复影响下的文人,就有胡适、鲁迅、陈独秀和毛泽东等。鲁迅更是对培育了他的传统文化极尽诋毁,他在其《朝花夕拾·锁记》中说,“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,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《天演论》……一口气读下去,‘物竞’‘天择’也出来了”。鲁迅在之后说,中国文化充满了“瞒和骗”,打开就是“吃人”二字。还在《论语文改革》中说“汉字不灭中国必亡”。 鲁迅、钱玄同、陈独秀、赵元任等人认为,应该废除汉字,中国文字应该拉丁化。一时间,天演、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等用词充斥着各类报刊。


至于胡适(笔名),名字来源于适者生存。他发表文章推广西化、白话文改良。辜鸿铭发文批评:“现在的人,包括那些自以为是的文字教授,用词作文都不通。譬如说‘改良’吧,以前的人都说‘从良’,字典里也只有‘从良’这个字词,指的是娼妓弃邪从正,没有说‘改良’的。‘改良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,你既然已经是‘良’了,还改什么?难道要把‘良’改回去退而从‘娼’吗?”

在祸首严复的晚年,也开始逐渐认同辜鸿铭,生活困窘下还染上了鸦片烟瘾。1921年10月,严复在病痛折磨下离世。然而,严复、林纾二人散播的余害,被之后奉行无神论并反天反地的中共所信奉利用,灌输毒害着一代代中国人。

今年,厄瓜多尔时间5月17日,那座给达尔文灵感让他开始编纂进化论否定神的“达尔文拱门”坍塌了,这也标志着欺骗、为祸毒害世人一个多世纪的骗局“进化论”土崩瓦解。


四、辜鸿铭相信中国传统文化能晓喻四夷之邦
辜鸿铭认为,中国传统文化是最伟大的文明,能够教化世界人民,是世界的希望。

1901年后,他发表《中国札记》《中国的牛津运动》《尊王篇》《中国学》等论著,论述中国文明于世界的宝贵价值。

二千多年前孔子作《春秋》,为此孟子道“世衰道微,邪说暴行有作……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,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……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”孔子复兴周礼修订《春秋》微言大义,使得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放肆,所以戚戚焉。1915年,辜鸿铭也用英文发表了《中国人的精神》,中文名为《春秋大义》,表达他的意志。此书在西方社会引起轰动,被译作德、日、法等文字出版。在当时,大学里有“辜鸿铭研究会”“辜鸿铭俱乐部”,他的名字甚至普通民众都知晓,让身处战乱中的欧洲人对中国与中国文化充满向往。

他指出:“西洋人入学读书所学的一则曰知识,再则曰知识,三则曰知识;中国人入学读书所学的是君子之道。”他例举西方人关于“中国人缺乏精确性”,写道:“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。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,好像也难以精确,但是一旦掌握了它,你就能够得心应手,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,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。”《春秋大义》所阐发的中国传统文化于世界的深远价值,让西方人领会到,中国人超越表象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精神意境。

《春秋大义》(图片:Internet Archive《春秋大义》截图)
《春秋大义》(图片:Internet Archive《春秋大义》截图)
他说衡量一种文明,要看“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,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。”并指出“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,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、博大的和纯朴的”,因为“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,正是深沉、博大和纯朴”。

他说中国文明是“以礼来自我约束”,“欧洲宗教要人们‘做一个好人’,中国宗教是要人们‘做一个识礼的好人’,基督教叫人‘爱人’’,孔子则叫人‘爱之以礼’”。在当时欧洲正逢一战炮火之中,辜鸿铭指出,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就在于不讲礼义而崇信强权。因此,他把中国人的礼义并重的良民宗教讲述给欧洲,“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”。这正是他《春秋大义》要展示给西方的精神。

五、中国的希望在于自己的文化与精神
在人们纷纷外求于全盘西化这一灵丹妙药“救国”时,辜鸿铭告诉人们,中国文化才是国人的希望。

辜鸿铭书“独醒”(网络图片)
辜鸿铭书“独醒”(网络图片)
周作人在《北大感旧录》一文中,这样描写辜鸿铭:“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,头上一撮黄头毛,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,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,上戴瓜皮小帽。”当时许多人嘲笑他的辫子,他说:我的辫子在脑后,你们的辫子在心里。为此,辜鸿铭在1912年用英文发表的《雅各宾的中国》中写到:“我许多外国朋友嘲笑我对清室的愚忠,……我是经由对清室的效忠而效忠于中国之宗教,效忠于中华民族之文明事业。”

他说:“如今要想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,我们最应关注的问题不是其所建造的或能建造的城市是如何宏伟,建筑是如何华丽,道路是如何通达;不是其所制造或能制造的家具是如何典雅舒适,仪器、工具或者设备是如何巧妙实用;甚至也与其创造的制度、艺术和科学无关:为了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,我们应该探求的问题是人性类型,也即这种文明产生了什么类型的男人和女人。事实上,男人和女人——人的类型——是文明的产物,正是它揭示了文明的本质和个性,可以说,揭示了文明的灵魂。”

这番话,对在当下同为深陷中共无神论骗局中的中国人同样适用。正如《周易》中讲的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”,以道德成本换得的梦幻繁华不过是一场烟花秀,终将散去。

纵观辜鸿铭一生,从之初的西学造诣,到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后的为之倾倒,成为传统文化的坚守捍卫者,源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理解和热爱,使他在乱世中能处变不惊地清醒看世界。他是民国真正的大师,他在“别人笑我太疯癫,我笑他人看不穿”的坦然和孤勇中,写就了他一生的传奇。


责任编辑:文思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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